从总体上看，在反思了第一代社会法的成就与功能不足的基础上，第二代社会法在国内法、国际法两个向度上，都致力于确认和保障第二代人权—经社文类人权，成为人权法的重要支系。
当前，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缺失，是值得重视并应当在深化司法改革中加以解决的问题。注意党委、人大、政府、纪检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综合性评价，注意发挥能够考量多种因素尤其是质量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与综合评价在考评中的作用。
[6]法律理性权威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根据权威来源的不同对权威所作的三种分类之一。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如果经常倒流运作，不仅影响诉讼效率，更影响人权保障。应当看到，对司法权的运行加强监督制约固然非常有必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的廉洁与公正问题。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维护控辩平等，加强审判的中立性。
第 40条规定: 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佛山中院也试行、审判长负责制、，由审判长带着两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成为名副其实的审判单元，从收案开庭写判决到签发判决，审判长全部亲力亲为，并且最终负责，不审案者不能定案。对社会政策、社会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出并论证从制衡到合作、共进的制度演化规律。
对于社会法产生的机理和基本功能，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双向运动理论较有解释力。大资本的机会主义趋向甚为顽固，各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与资本之间形成了不利于社会多数成员的合约关系，跨国公司在海外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明显少于在本国，国际约束机制甚为残缺或乏力。其功能从社会保护领域，扩展到经济关系的构成、运行、调整领域。贯彻社会国家（social state）的理念和政纲，使其国家主义实证化。
对于社会政策，德国19世纪的代表性人物瓦格纳给出的定义是：立法与行政的手段，以排除分配过程中的弊害、争取公平为目的的国家政策。（参见：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6-77.） [17]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政策和立法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扩张和成本转嫁、利益补偿等条件，全球化也是其经济扩张与制度转型的过程。
它不再只是法律领域、部门、体系的局部性问题，而是事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德国1975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法典》。 内容提要: 社会法的发生机理在于对市场化运动及其负面后果进行反向运动和矫治，其早期功能是社会保护。在其主导之下，就业状况、福利水平、税负水平与国家干预的限度，成为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核心内容，政治的左与右大体以此展开。
[19]经济存在着明显的、严重的持续性失衡问题，根源在于社会方面—社会管理还没有完全从旧体制转变出来，没有建立起适应新型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具体包括城乡二元分割、缺乏相应的利益代表和协调机制、教育行政化和人力资本水平过低、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落后、文化等第三产业受束缚严重等，认为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将取代狭义的经济改革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30}。各种劳工被过度剥削，产生了公开的、隐蔽的反抗。（4）社会自治自律机制，利于各方利益主体形成理性、平和的立场和趋向。吕世伦，马金芳．社会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J]．北方法学，2007,（6） :5-16. [6]对于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的历史划分，前引的《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一书按照时间，划分为四阶段：1770-1830,1830-1880,1880-1930,1930至今。
20世纪初到一战结束时，老罗斯福与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大力推行了社会立法。第二代社会法在充分保护社会成员的经社文类人权、实施分配正义的目标之下，总体上是再分配主义，是公平地切分蛋糕的思路。
[12]参见：《联合国宪章》第55条。社会法的基本功能就是社会安全、社会保护，以此确立了其在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13}。
比较重要的机制是：（1）较为有效的表达、教育、沟通、动员机制，可减少因无法有效沟通而产生、激化矛盾的几率。社会法可分为三代，具有明显的代际更替和功能扩展、嬗变轨迹：从第一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单一功能模式，到第二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为主、社会促进为辅的主次功能模式，再到第三代社会法的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并重的功能模式。重要的工具性、程序性权利无法机制化，局限于宣示性、装点性意义。中国应厘清自己的问题之代和制度需求，以全球正在探索的第三代社会法为参照系，定位、创新和建构中国社会法并推进社会改革。第三，第三代社会法问题也已凸显。信息困境、激励和约束手段的有限性、人性中搭便车等败德趋向等因素，导致社会福利病、经济效率下降、高福利模式的不可持续，故须向第三代社会政策与立法转型。
工作要在保障生命、健康及一种适当的生活水平的条件下操作，无论在工作年代及在年老时，或当任何情况使个人失去工作能力时。这表明：右翼势力须妥协让步，左翼政党须作理性调整、务实转型。
这种趋势也加剧了第二代社会法的困境，促使其向第三代社会法转型。 二、社会法的功能嬗变与代际更替 对于社会法的功能嬗变和代际更替，本文采用时空、性质、功能、国家角色和任务、与人权的关系等标准，把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逐步兴起的、以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为高峰的、导致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被混合资本主义模式取代的早期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立法作为第一代社会法。
[16]据此，具有发展动因和竞争需要的各主权国家必然会经营主体化—转变为极力经营本国经济的国际市场竞争主体，在国内强化市场化与社会保护的矛盾关系。如此一来，再分配主义模式所形成的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疏离、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被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所取代。
[12]《世界人权宣言》把工作、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社会权利正式纳入了基本人权范畴。从社会保护到保护、激励并重，社会法的转型，也是必要的。制度调整是刚性的、不可逆的{4}。关于西方社会政策和社会法的产生机理、功能嬗变、过程与机制、逻辑规律等级别问题的理论成果很多，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的代表性理论尤为值得关注，对社会法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启示性。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因应新自由主义的反制而调整的、使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生产）职能并重的社会法，为第三代社会法。因此，对再分配主义主导的第二代社会法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可持续性，需加反思，并需改革：即使实行弱者救助等社会保护政策，也要注意相关政策和制度的逆向激励效应，因为人性中的惰性、搭便车倾向是不能消除的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唐太宗还首创 九卿议刑的司法制度：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清朝在明朝朝审制 度的基础上发展为较为完备的秋审制度，由中央各部院长官会同复审各省上报的绞、斩监候案件的审判制 度，因在每年秋季农历八月中下旬举行而得名，成为一种有特色的死刑缓刑复核制度。成化十七年（ 1481 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 审。
矜恤老幼妇残的司法原则经由汉朝以来的继承与发展，到唐朝已经定型。孟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的人伦通称为五伦。[40] 《贞观政要》卷 8 ，《刑法》。特别是经过汉朝儒家和宋朝儒家的阐发，君为臣纲被宣扬为永恒的天理， 在很大程度上巩固和强化了君王专制的统治，使得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失去了制约的力量。
情 真无词者，复奏处决。详细阐述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发展沿革与具体内容不是本文的任务，下面结合本文 主题就司法审理中对通过刑讯获取证据的限制与规范作一概要的阐述。
各州的死刑案件仍三复奏。[41] 对犯人的处理分为情真、缓决、可矜、 可疑四种类型，除情真即情况属实须执行死刑而外，其他三种一般都可免除死刑。
[20] 西周伦理道德所包含的宗法精神和原则经过儒家学说的阐述和论证使得伦理关系成为最重要的社会 关系。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
